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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人的慢病发病率近年大幅攀升，发病年龄不断走低。如果中青年慢病发病率得不到控制，我国慢病发病率的控制就是一句空话。
——胡大一
●慢病控制的关键在于“知”、“信”、“行”。——洪昭光
●在慢病防治中，政府职能不可或缺。 ——魏际刚
事由——
1月22日晚，36岁的焦连伟突然发病，经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这位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博士生毕业后留校已近6年。医生诊断：突发性心脏骤停，导致心肌梗死。
1月21日，周五，清华大学电机系召开老同志年终座谈会。身为工会副主席的焦连伟，承担了主要会务工作。座谈会从下午4点开到6点，然后是集体晚餐，当晚8点散席后，焦连伟将最年长的一位老教授送回家。此过程中，无人察觉他有何异常之处。而当天会议召开之前，焦连伟还在准备下学期的教程，并送母亲和儿子上了返乡的火车。事前毫无征兆，所以妻子王玮作出了她至今仍耿耿于怀的决定——22日一早，她告诉丈夫：今天她所在公司搞年终聚会，晚上不回家。出门前，她特意为丈夫烧了几道家乡菜。上午，焦连伟回绝了同事们一起联欢的邀请，一直呆在家里。过去两个月以来，他时常选择独处。下午5点，王玮接到邻居的电话，称“焦老师可能在家里出事了”。一个小时后，当她与邻居一道进门时，发现丈夫躺在地上。她一把抱住丈夫，眼泪就流了下来。
这时的焦连伟神志还清醒，他反倒安慰起妻子来。他说中午独自一人在家喝酒，喝了大概三两剑南春。这跟王玮现场所见吻合，但早上烧的菜未见动用。焦连伟当时告诉妻子，酒后感觉身体不舒服，就上床睡觉。后来胸口疼痛难忍，他喊了起来，并绊倒了床边一些物件。邻居听到异响，敲门询问。准备去开门的焦连伟，未到门口就摔倒在地。焦反复解释，只是胃不舒服去医院洗洗就行。王玮当时认为，丈夫身体一向不错，而喝三两白酒也非大事，就依他的意思送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当晚10点半，焦连伟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诊断结论中，医生一再告诉王玮，焦连伟的心脏存在病症。而王玮说，丈夫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心脏有问题的症状。亲属及同事认为，这或许与他长期被忽略的超负荷工作、心理和生活压力过大有关。医生也基本确认焦连伟的死与长期超负荷工作及心理压力过大有关，但说此结论需要对遗体解剖以求进一步验证。不过，遗体解剖因家属的极力反对而并未实施。
四天后的1月26日中午，46岁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去世。医生的诊断认为，繁重的工作压力不仅使他错过了癌症的最佳治疗时机，还使病情进一步恶化。
医学专家认为，这些年轻教师遭遇两个转型：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社会转型使他们焦虑，身体转型让他们多病，他们随时可能累倒。
数据——
慢病“海啸”袭扰中青年
近年，事业有成的中青年群体中很多人健康出现了危机。
1月26日，新华社发表长篇报道称：“我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山东大学全息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张颖清，不幸于2004年10月20日英年早逝，在科技教育界引起强烈震动。”有关知识分子健康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集中暴露，当时的蒋筑英等人英年早逝，一度引起中央重视。但不幸的是，时隔20年，问题依然存在。
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这个群体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调查时的53岁，这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岁。
根据去年3月解放军海军总医院体检中心公布的脂肪肝发病情况专项统计，该中心1998年抽检1360人，脂肪肝发病率在不同类型单位最低为9.74％，最高达29.46％，平均为23.16％；而在2003年，抽检6009人，同一类型单位脂肪肝发病率最低12.6％，最高则达到了43.3％，平均为26.1％。发病人群主要分布在白领人士、职业经理人、政府官员、高级知识分子等，年龄主要在30～50岁的中青年段，并向年轻化发展。
据北京中医药大学专家介绍，我国大中城市中脂肪肝的发病率达10％，在某些相关职业人群（白领人士、出租车司机、职业经理人、个体业主、政府官员、高级知识分子等）中，脂肪肝的平均发病率为25％；肥胖人群与2型糖尿病患者中脂肪肝的发病率为50％；嗜酒和酗酒者脂肪肝的发病率为57.7％；在经常失眠、疲劳、不思茶饭、胃肠功能失调的亚健康人群中脂肪肝的发病率约为60％。热衷于网上冲浪、电玩、聊天而超长时间坐在电脑前的“网民”，忍受巨大心理压力、长期静坐、睡眠不足、应酬频繁的“白领”阶层，终日应酬裹身的“成功人士”等都是脂肪肝的潜在发病人群。
不久前北京公务员大规模体检，得到的许多数据耐人寻味：40.4％体重超标，其中40～50岁超重比例最高，达到29.4％；而有11.3％的40岁以下年轻公务员则在体检中首次发现自己患有脂肪肝；另外还有60.7％的人存在人际关系轻度异常。
北京宣武医院对历年来1万多脑卒中病例的回顾性分析显示，脑卒中呈现低龄化趋势，吸烟、酗酒、夜生活过度、频繁在外就餐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成为脑卒中直接威胁中青年人的最主要因素。
专家预测，未来十几年心血管等慢性病死亡率，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将呈下降趋势，而在我国、印度、东欧、俄罗斯等将大幅度上升。专家学者提出，全国心脑肾血管疾病及糖尿病防治亟待实施新思维新策略，即全面推进综合防治战略，以循证医学原则，迅速构筑针对严重慢性病的全面防线。
观点1 不良生活方式必须彻底摒弃
面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蚕食中青年人健康的可怕趋势，如果不加强控制，慢病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主要劳动力、中坚阶层健康危机的大“海啸”，其对社会发展的破坏力是任何自然灾害都无法比拟的。
卫生部疾控司孔灵芝处长估算，如果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不改变，再加上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到2012年我国的糖尿病、肥胖人数还要翻一番，超重和高血压人群也分别会增长到2.9亿和2.1亿。
那么目前国人普遍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哪些该改呢？孔灵芝举出了一些例子。近20年来的三次营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粮食消费量逐年下降，这种趋势在农村更明显，而动物性食品的消费上升得特别快。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烟草的消费就一直在逐年攀升。而我国城市居民参加锻炼的积极性也差强人意，总体比例仅为25％，其中，中青年锻炼的比例连17％都不到，而锻炼比例最高的老年人也仅有50％左右。
慢性病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是健康的，但随着年龄增长开始逐渐暴露在危险因素之中，如高血压、高血脂、糖耐量低减、超重、吸烟、缺乏运动、不健康饮食等，然后就是疾病状态。在这个演进过程中，不能听之任之，应有针对性地干预。
在哪一个阶段开展工作最有意义呢？以糖尿病的一、二、三级预防来说，如果是一级预防，主要是控制危险因素以减少发病，如控制饮食与体重、增加活动、控烟可以使发病率降低35％～60％；如果是二级预防，通过早诊断、早治疗、阻断或延缓疾病发展，可以减少严重并发症40％～50％；等到进行三级预防的时候，就只能是提高病人的生命质量，减少伤残和死亡了。因此，如果能够把更多的工作放在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上，会对慢性疾病的控制产生最根本的影响。
观点2 65岁前应该不患心梗
尽管我国心血管疾病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但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胡大一教授认为，人们在对中青年心血管疾病的防控上不应过分悲观，因为科学家已经拿出了非常有效的预防手段。
去年公布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这项研究对发生的每例心肌梗死，都找到另一个跟他同样年龄同样健康背景的人进行对照比较，并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冠心病可防可控。而90％的心肌梗死可用以下九个危险因素预测评估。第一是血脂异常，特别是胆固醇的问题；第二是吸烟；第三是糖尿病；第四是高血压；第五是腹形肥胖；第六是缺少运动；第七是饮食缺乏蔬菜和水果；第八是紧张；第九是长期坚持少量饮酒有益健康，但大量饮酒很危害。
胡大一教授指出，这九大因素近在每个人身边，如果能够抓住，国人在65岁以前不患心肌梗死将不再是梦想。他特别强调，坚持做好治疗性的生活方式改变，是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最有效方式。其实改变生活方式无非就是三件事：首先是不吸烟，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第二，要管住嘴，因为病从口入，不仅传染病从口入，非传染病也从口入；第三，多走路，走好脚下路，现在年轻人养成习惯，进门找电梯、出门打的是不可取的。另外，还要大力宣传使用真正安全有效的药物，而不要浪费病人的资源。
观点3 心血管病危害甚于黑死病、SARS
欧美国家对中青年心血管疾病早已采取了很多有效的防控措施，也获得了明显的收益，比如美国的胆固醇教育计划等就在慢病干预中卓有成效，类似这样的他山之石值得我们借鉴。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安高博、市场与业务发展总监林锦荣先生介绍，经过欧洲心脏病学会的共同努力，2002年欧洲已经将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正式列入欧盟的政治议事日程。西方发达国家对疾病控制之所以要由政府强力介入，主要是因为某种疾病的失控，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在欧盟，70岁以前死亡的人中有40％是心血管疾病，在那里常常把心血管疾病和黑死病联系在一起，而就中国来说，也许应该和SARS联系起来。但事实上，无论是黑死病还是SARS的肆虐都为时有限，但心血管病却如影随形地袭扰人类一个世纪了。
另外，在欧洲对于心血管病的防治有非常具体的目标，通过实行成本效益最合理的措施，来阻断疾病的发展，比如提出到2007年要将胆固醇水平控制到5mmol/L以下，到2020年要使65岁以下的人群心血管病死亡率降低40％。目前，中国的心血管病特别是心肌梗死还没有像欧美国家这么严重，如果现在采取切实有效的预防行动，政府、协会、医院、媒体、患者能够多方携手、共同努力，在中国也完全能够实现65岁以下人群心血管病死亡率降低40％，毕竟我国胆固醇水平较欧美国家为低，各种措施会更为见效。安高博先生说，日前由辉瑞公司和卫生部共同启动的“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就是向这个方向所做的努力。
事实上，在很多发生心肌梗死或脑卒中的中青年人中，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是从儿童或青少年期就开始了。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席刘力生教授也表示，慢性疾病的防控需要给予儿童青少年更多的关注，如早早地把卫生宣传教育活动纳入中小学的课程。现在许多家长一到过节的时候，就把孩子带去吃垃圾食品，实际上是不对的，应该让儿童了解什么样的饮食是健康的，什么是不健康的。而鼓励和教育青少年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意义深远，因为只要积极改善生活方式，由超重和肥胖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可以逆转。有研究表明，适度的减轻体重和体力活动可以明显减少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在高危人群，体重减轻7％和每日步行半小时可使患病风险减少50％。
观点4 预防的关键是知、信、行
“21世纪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世纪，因为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人以什么为本，人以健康为本。健康以什么为本？健康绝对不是以治病为本的，治病是下游了，到治病的时候，花钱多还痛苦。健康应该是预防为主，预防事半功倍，预防胜过一半治疗。”
采访洪昭光教授，他开宗明义地讲到预防的重要性。他说，1995年，卫生部作了一个有关社区防治和预防投资效益比的课题，结论是1元钱的预防，可以节省医疗费8.5元，按照临床经验去做了，还能减少重症抢救费大约100元。预防不光会省钱，预防还可以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减少疾病的发生。“预防以后，疾病少了，自己少受罪，节省医疗费，造福全社会，何乐而不为呢？”
洪昭光教授说，我们的预防做得怎么样呢？不能说不重视。毛主席上个世纪50年代就提出四大方针，第一条就是预防为主。我们投入得少了吗？国家的卫生投入不少。2001年我国卫生资源消耗610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6.4％，因为病，因伤残，因早死亡损失78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GDP8.2％，加起来健康的损失占GDP14.6％，相当于人民币140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长江三峡这么大一个工程，才130个亿。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不但没有被控制，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越来越多，而且发病率越来越低龄化了。
问题在哪儿？洪昭光认为有两个矛盾。第一个矛盾，我们现在生活变化太快了，人类的基因适应不了现代的生活方式。第二个是理性和感性的矛盾，“知”、“信”、“行”的落实没有很好地解决。“知”是知识的获得，现在有95％的人知道戒烟了，但真正戒烟的不到5％。洪昭光说，从解剖学来说，人的大脑平均重量是1400克，控制理性、毅力、意志的大脑皮层只有不到100克。1300多克管的是本能、欲望。我们讲合理膳食、运动等，看似很简单，很多人做不到。看到好吃的，还要吃。“信”是相信，要相信正确的知识，这有赖于媒体的传播。“行”是可行。如何把相关知识“深入”后再“浅出”，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有时请营养学家讲课，课讲一半，人全走了。听不懂。一次，洪昭光教授请一个朋友吃饭，这位朋友一看菜过来了，就算多少热量，他还没算完，人家已经把饭吃完了。洪昭光认为，健康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刻意，但也不能随意，注意就行。注意什么？可以用两句话、八个字概括，第一句话：什么都吃；第二句话：适可而止。
洪昭光教授说，现在一些白领活得很累，怎么减压呢？洪教授送给这些人两句话。第一句话，要像心脏一样工作，工作就变得快乐；第二句话，像蜜蜂一样生活，生活就会成为幸福。什么意思呢？心脏的工作是不分日夜，不知疲倦，永远不停的，像劳模。心脏非常智慧，人平均心率一分钟66次，心脏是0.3秒收缩，0.6秒休息，也就是用1/3的时间工作，2/3的时间休息，即它采用的是八小时工作制，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心率就改成一分钟50次了。这就是劳逸结合。而有些人却光顾工作，不会休息。有一个医生为参加全国会议，赶写文章，三天三夜不离开实验室，最后不行了。其实三天就72个小时，改成六天就可以了，你可能能工作到92岁，但是现在42岁就不行了。所以要学习心脏，科学工作，合理休息，才能可持续性工作。
洪昭光教授除建议学习心脏的“科学工作法”，还推崇蜜蜂的“快乐工作法”。他说，蜜蜂工作时又唱歌，又跳舞，又采蜜。而蚂蚁的工作只是充当一个辛苦的搬运工，非常呆板，固定的模式，没有任何创造性。蜜蜂的工作不但有意义，而且心境自然，鲜花对它微笑，你说多高兴。像心脏一样工作最好，像蜜蜂工作一样是最快乐的！
洪昭光教授以他惯常的出口成章和风趣幽默结束了对健康的诠释。
观点5 慢病是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吗？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呈高发趋势，发病年龄不断走低，这一状况已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有人说，慢病高发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付出的代价。经济发展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是不是“铁律”？记者近日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研究员魏际刚博士。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人均GDP1000～2000美元时，就会出现高血压高发，到3000～4000美元时，癌症高发……好像经济发展必须以牺牲健康的代价来换取，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魏：对这种观点是否属实，我没有作过研究。但有一个事实是，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向后工业期的转变，这是一个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挑战期。我们面临着城市化、消除贫困、失业等诸多矛盾，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改变，这些都要求人们必须尽快地适应，比如要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适应新的人际关系，可能面临着更大的精神压力等。另外，生态环境的变化，污染增多等，也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影响。中青年人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位置，受这些问题的影响更多。
记者：现在很多中青年都是以透支体力为代价来拼命工作，加上不良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患病率持续走高，亚健康状态比例也很高。
魏：确实是这样。市场竞争带给企业的是市场机会和市场淘汰的双重可能性，企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会越来越高，员工不好好做就要被淘汰。就算一些人没有就业压力，也想多挣些钱，改变个人的生存状态，实现自我价值等。这些都会转化为精神上的压力，继而转化为精神上或肌体上的病态。
记者：像高血压这类的慢病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有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占15％，个人生活方式占60％，比如吸烟、不运动、不合理膳食习惯等，大都属于个人行为。如果个人没意识到或不愿意改，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魏：政府在慢病防治中绝不能缺位。健康和教育是人类生产力的两大重要基石，政府不但要关注，而且应该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公共卫生服务中，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是重要内容。政府要增加投入，因为慢病防治许多属公共产品，需要政府买单；二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公众的健康权益；三是制定政策和规划以及构建平台让社会多方参与。
另外，对企业的引导也很重要。目前一般企业对员工的评价只有工作指标，客观上使员工拼命工作。政府可以通过引导和宣传，使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感，在评价员工工作时用科学发展观来衡量，要让员工学会科学地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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